《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今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项工作开始于5年前。在一次计划免疫主题的公益广告拍摄中，我结识了顾方舟先生。尽管已经知道他是著名的病毒学家，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做出了重大贡献，我还是为他的故事所感动。当时，我所在的国家图书馆已经开始进行科学家和学者口述史的采集，我当即跟顾老商量，想做他的口述史访谈，很高兴他同意了。

那一年，顾方舟先生已是87岁高龄。每次访谈，他都坐在家里阳台的沙发上，像对自家晚辈一样，娓娓讲述他的故事。

他早年丧父，母亲为了养活一群孩子，到杭州学习助产，后来又拖家带口移居天津，挂牌营业成为助产士。顾老说：“我学医是母亲的心愿。母亲常说，当医生是人家求你来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他成长于民族危亡的战乱年代，目睹了老百姓因为工作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差而遭受病痛的折磨甚至死亡。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他无法独善其身、安静地学习。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当一名医生，转而进行病毒学研究，投身公共卫生事业。他认为，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20世纪50年代，有一种病在国内流行很厉害，这就是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它可能引起轻重不等的瘫痪，俗称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多发于七岁以下的儿童，有些孩子可能因此手不能动了，有些可能不会走路了，最严重的是没办法自主呼吸，而且一旦得病就无法治愈。顾老记得，有个家长背着瘫痪的孩子过来找他说：“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他当时只能遗憾地回答：“太抱歉了，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功能，要让他完全恢复到正常不可能。”他看到那个家长的眼神马上黯淡了下来。

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在昆明郊区初建，进行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研究和生产。那时候的昆明还没有通火车，物资供应困难，尤其是研究所驻地花红洞，还是一片荒芜。1964年，作为主事者之一，顾方舟举家迁居昆明，其中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他的老母亲。那时候他就下定了决心，就在昆明扎下去，为这个事业干一辈子。我觉得这是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的特质——为了国家需要，不计个人得失。经过40年的不断努力和实践，他率领团队研制的糖丸活疫苗在全国推广得到应用，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对顾老的访谈是在2015年结束的，在访谈最后，他还满心忧虑。1959年，顾老一行人去苏联考察学习脊灰疫苗的情况时，“死”“活”疫苗两派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我国选择哪一种是对的，没有人能解答。顾老充分考虑到本国国情——经济实力弱、人口众多、防疫人员有限，他向国家建议了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最终被采纳。事实证明，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因为脊髓灰质炎尚未在全世界消灭，所以我国仍需继续免疫。但是服用脊灰活疫苗，仍有两百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孩子会因自身免疫缺陷而生病。两百万分之一，听起来概率好像很小了，但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碰上这样的不幸？为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将1剂次脊灰灭活疫苗和3剂次二价脊灰减毒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又大大降低了孩子们因服用活疫苗致病的概率。

今年92岁的顾老感叹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已慢慢成为历史。我想的是，不再使用活疫苗后，新出生的孩子们不会知道糖丸是什么；再以后，在全世界消灭了这个病以后，人们会好奇脊灰是什么病，真有那么可怕吗？可是如果当时国家没使用活疫苗，没有推行对应的免疫策略，这种病又怎么能这么快成为历史？所有吃糖丸长大的孩子，都应该感谢顾老和他的同事，感谢他们让我们远离这种可怕的疾病；未来的孩子，也应该感谢顾老等几代人的努力，是他们，让一种疾病成为历史。

作者：范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