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发现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

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的公元前6500年的含炭化稻谷的陶片，湖北红花套出土的公元前4200年的石斧，河南洛阳王湾出土的约公元前2200年的镂空陶器座……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古代中国》第一单元“远古中国”中徜徉，我们即使对考古知之甚少，也可以感受到中国考古人近百年来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所做的努力。这三个遗址都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当年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实习考古的地方。

严文明先生从一个考古学家的立场出发，用哲学家的思辨和诗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提出了“重瓣花朵”的论断，说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

北京海淀蓝旗营一间普通的住宅，不大的书房，88岁的严文明先生从他用力最深的仰韶文化开始，讲述自己的考古故事。

中国考古从一开始就在探索中华早期文明

从1921年河南仰韶村的考古算起，中国考古已经走过百年。这百年间考古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严文明先生从书房摆满考古报告的书架上取出新版的《中华远古之文化》给我们看，“1923年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仰韶的考古报告，它就是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就探讨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把中国考古放到了世界文明的背景上去考虑，起点相当高。”

正是在这样的高起点上，我们有了夏县西阴村的考古，有了殷墟的考古，有了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黑陶的发现。“梁思永先生在安阳的后岗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最底下是仰韶的红陶彩陶，中间是龙山的黑陶，最上面是晚商殷墟的灰陶，清晰的层位基本讲清楚了几个文化的先后关系，也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主要还是在1950年以后展开的。1958年严文明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1960年，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严文明就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作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的分期。1964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出了一个红皮铅印本，严文明将它送给北京大学当时的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翦伯赞先生说，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就希望看到这样的书，把考古报告的内容系统化了，他还建议我好好研究一下讨论热烈的仰韶文化。”

“那时已经有了半坡和庙底沟的重要发现，但相关基础性研究不够，比如当时关于仰韶文化的争论很多，仰韶文化有哪些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哪个早哪个晚，还是基本同时？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促使我开始研究仰韶文化。”

严文明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半坡、三里桥等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首先分析典型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分期，进而研究各个地区的分期，最后将各地相应的文化分期进行对比和概括，通过类型学和地层学，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四期两大阶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苏秉琦先生读了《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这篇文章，认为严文明“找到了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把钥匙”。1989年严文明积30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出版，其学术意义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严文明在分析研究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谱系归纳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发展阶段，上溯旧石器时代传统、下承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格局相融，对奠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做出了贡献，影响至今。

稻作起源研究将长江文明展示给世界

仰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1974年严文明先生有机会在湖北宜都红花套做考古，长江史前文明进入到他的研究范围。经过多年的考古，长江史前文明的面貌逐渐清晰。

“我家里种了30亩地，从稻谷的发芽到育秧、插秧，从除草、车水到最后的收获，我都实际操作过。那时我们有早稻、中稻、晚稻，还有灾患时救急的60天就能收获的60天稻，这些稻谷我拿到手里一看就能分清。”严文明生长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边，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有深切的体会与难以割舍的情缘。

水稻什么时候起源？在哪里起源？这是世界关注的学术课题，而严先生给出了一个考古学家建立在大量考古发现之上的充满辩证思维的答案。

上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发现了河姆渡，出土了数量巨大的稻谷，据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4500年。这些稻谷的形态已是成熟的栽培稻，还有很多农具，这就引导考古学家继续往前追，于是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了类似的稻谷遗存，年代为公元前6000多年，距今8000多年。那么还有没有更早的呢？严文明先生担任领队的中美联合考古队，1995年在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进行发掘，发现了更早的稻谷的植物硅酸体，证明在距今约1万年，稻子已经开始被栽培。后来又在湖南道县玉蟾岩的洞穴遗址发现了3粒半稻谷，当时测定了跟稻子共生的其他作物的年代，为公元前1.2万年。

华南地区野生稻很多，东南亚野生稻也很多，所以当时的农学家看好这两处作为水稻起源，但严先生认为在野生稻多的地方，其他食物也很多。比如在中国岭南，植物性食物很丰富，动物类的食物也很多，采集野生稻非常麻烦，没有必要费功夫去采集去驯化。而长江流域有一个漫长的冬季，动、植物食物匮乏，稻谷适合长时间存放，可在冬季补充食物不足，人们便会有目的地去培育。长江流域是野生稻分布较少的地方，属野生稻分布的北部边缘，恰恰有驯化的动机，这就是严先生的“稻作农业边缘起源论”。

后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支持了严文明先生提出的水稻驯化在长江流域起源的论断。严先生是将稻作文明置于世界文明之中进行比较研究的考古学家。

“重瓣花朵”的结构很美

李伯谦和陈星灿主编了一本《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除了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光直等考古学大家的文章，严文明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也列在其中。

这是严文明于1986年6月为“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从想到这个结构到最后宣讲出来，不出一个月。”在这篇论文中，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中原文化区处于花心，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也向周边文化区进行文化辐射，而外围的文化区则保持着自己的活力……

在严文明看来，中国北方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和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两大农业体系的形成，使中国文明拥有了一个宽广的基础，两大体系互为补充，使文明延续不断。

这个“重瓣花朵”理论既有学术质地，又充满了诗意。那次国际会议，大家都很佩服，中国的学者用一朵花的结构来解释中华文明的超稳定结构。

1987年3月这篇文章被《文物》杂志重磅推出。严文明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考古学在中国大有可为

在众多的学生眼中，严文明先生是非常会当老师的考古学家。他先后主持了20余次重要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项目，足迹走遍大江南北，正是立足田野的厚积薄发使他具有了学术上的前瞻性。

“当老师的好处，是它逼着你不能只研究一个地方，要懂全国的，甚至还要懂一点世界的，要懂考古学的方法理论，还要能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考古，要告诉学生怎么学习和怎么研究。教学相长，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你最正确地寻找和发掘实物，就是好的方法。什么样的理论能够使这些资料很好解释人类的历史，就是好的理论。”严文明经常这样对学生讲。

“考古是科学，科学意味着是你的观点必须是可以实证的。严先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很多遗址是在他的科学推断下一步步推进的。”中国人民大学考古系的韩建业教授说。比如良渚，1986年发现了反山、瑶山等高等级的墓葬，严先生推断墓葬的主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第12号大墓出土600多件玉器，也许是良渚王，那肯定得有一个像样的居住区，肯定有宫殿等高等级的建筑存在，或者还有宫城。

“后来又发现了大型的水利建筑遗迹。我特别去看了，像个大堤，南方经常修堤，一担土一担土地挑，很辛苦。大坝的剖面清清楚楚，里面就有陶片，显然是良渚时期的。这工程太大了，得有上万的人同时工作，谁能把这么多的人调过来？他们还要吃住，得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吧？而且得有科学的设计者。只有强大的政权才有这样的组织能力，推断有一个良渚国并不过分吧？就这样一步步科学发掘，良渚考古发现的遗址越来越多，我们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考古遗址成为世界遗产是肯定的。”

严文明先生讲起良渚特别有感情，他写的《良渚颂》在考古人中广为传播。

考古当然有自己的局限性，文明并不都能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能以实物表现出来的也不是都能留存下来，即使留下来，也不一定能够发现，即使科学发掘出来，能够认识解释清楚的又是少数。“但中国各种各样的遗址这么多，各种考古学理论、技术和方法都可以使用。中国考古的土壤如此丰富，对比世界各个国家，没有第二个，考古学当然能够获得极大的发展，今后当然也能够产生考古学大家，产生自己的考古学理论。”

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考古既需要对人类艺术进行美学鉴赏，也需要对文明遗存进行科学理解。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探险之旅，严文明先生乐此不疲。

题图设计：赵偲汝

(作者：人民日报记者 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