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终结》(7)

          
 1、分化
 林彪事件之后，知青纷纷开始回城，拿知青的话说，就是“大分化开始了”。
在边疆，最早踏上回城之路的当属那些“走资派”子女。据说他们中间许多人早就对林彪深恶痛绝，因为在他们眼里，是林彪得势才使得他们娘老子倒了霉，如果他们娘老子还在台上，他们会下乡来当农民吗？所以林彪坠机如同一声解放炮响，标志着他们新的人生道路开始。
＊＊与＊＊是兄弟俩，“九、一三事件”不久，他们偶然从报纸上看见自己父亲的名字出现在国庆观礼台上，虽然那是三个不起眼的汉字，混同于其他许许多多汉字中间，但是他们还是彻底读解了这张报纸对于他们知青人生的重大意义，那就是——解放啦！
次日太阳升起，两兄弟扬眉吐气地踏上返京路途。当他们父亲派出的身边工作人员星夜兼程赶往边疆的时候，搭载他们的火车已经驶进距离北京城不远的河北地界了。
林彪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大批领导干部重新解放，他们大多数人重新掌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子女从农村边疆办回城来。据不完全统计，林彪事件之后，通过各种公开或隐蔽渠道离开农村转回城市，参军、提干、招工和上大学的干部子女达数十万人。
其次是有关系有门路的人，他们动用社会关系的手段，通过种种渠道把他们的子女从农村边疆弄回城里来。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小，他们的孩子因此跳出农村，从此一家人团聚，这在当时中国社会算得上一个很高的幸福指标。
还有不少知青，不靠父母家庭，通过自己奋斗，在广阔天地里积极进取，成为出类拔萃的青年。他们也成功了，被推荐招工招干参军上学。他们离开农村边疆的时候也留下一片辛勤的汗水，相信那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还有一些知青，主要是通过交换手段，有物质的，有肉体的，还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们付出许多，才达到离开农村边疆的目的。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分化是腐蚀剂，它消解了知青曾经拥有的英雄主义豪情。分化如同裂缝，那么这道城墙还能站立多久呢？北大荒一个女知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人人都在谈论回城，那些不辞而别的人仿佛提醒我们，赶快打主意吧，否则就等着在农村腐烂吧。那时候一个知青回城就会牵动一大片人的神经，回城是一种传染病，它让我们没有后门的人感到悲伤和绝望。
一个名字叫作郑云川的知青愤愤地质问道：都是下乡知青，同样接受再教育，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凌驾于政策之上回城？而我们就该一辈子留在农村？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是一个骗局，还是对上山下乡的嘲弄？
还有人说：既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些掌权的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乡下来呢？当知青是响应号召，还是对平民子女的惩罚？…… ……
据不完全统计，仅1973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通过各种正当和非正当渠道离开边疆的知青就达上万人。 
                 
 2、刘义
 2000年岁末，我裹着一身厚厚的羽绒服，背着一只巨大的登山包走出曼谷新机场。
我一眼就认出站在出口的刘义。
刘义穿一件草绿色“鳄鱼”牌T恤，个子比我想象的短一些，壮一些，皮肤粗砺，给人坚硬的感觉，像闻名世界的泰国鳄鱼。他身上有种雄赳赳的霸气，叉着腰，目光炯炯，独来独往如入无人之境。我所以肯定他就是老知青刘义，是因为他站在那里气势如虹，我们目光相遇那一瞬，我吃惊地从对方眼神中捕捉到一些遥远年代的熟悉信号，这些信号属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红卫兵。
我们见面没有多余的寒暄，刘义第一句话就是：邓贤，你、当心，我这人，脾气坏得很咧！
刘义有口吃症，从前电话里不明显。我笑起来，我说：我们刚好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你不用担心给我罪受。
步出机场大厅，热潮迎面扑来，我看见那轮收敛光芒的太阳已经贴在西边的楼顶上，像一只红彤彤的咸鸭蛋。等我以最快速度褪下冬装，空调车内已是热汗一片。一位开私家车的朋友在以塞车闻名的曼谷绕了许多大街小巷，终于把我们送到下榻处，及至搬出行李，我已经热得像狗一样吐出舌头。
事先说好在刘义住处挤一挤，能省则省的意思。然而我看见面前这处栖身之所既非套房，也非居室，当然更不是宾馆，而是一间办公室。刘义在办公室的地上打一个地铺，我看见那是一张汗渍斑斑的旧凉席，一只硬枕头，曼谷四季炎热，所以连被子也省了。刘义白天把席子卷起来办公，晚上搬出来睡觉，如此往复循环，我想无需解释也就很能说明朋友的处境了。
我与刘义从未谋面，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书信往来，我知道他已加入泰籍，还是个汉语诗人，笔名刘舟。刘义在曼谷没有家，他的家在千里之外一处叫做“热水塘”的小山村，那里是金三角腹地，所以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在一家名为“泰国侨乡会”的民间组织做事。

侨乡会没有实际内容，挂一块牌子，那些挂着理事长理事头衔的人一年难得露一回面，所以刘义就是这个组织的惟一代表兼办事员，对外头衔是“总干事”。
据说12月为曼谷一年中的凉季，室温大约维持在摄氏33度左右，我们坐在办公室一只陈旧的皮沙发上，沙发又窄又短，表面一层动物皮革被汗水浸濡得湿漉漉的，好像它比人更怕热似的。一台老式风扇发出艰难的呻吟，与窗外汽车马达形成噪音呼应。我不停用毛巾揩汗，此刻我身上的汗水就像拧开水龙头一样。
我问刘义，他是怎样关进蛮光监狱，又是怎样逃出来。我问他那些暴动知青的下落。刘义摇摇头说：我是在蛮光监狱当过一百天犯人，但是我并不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因为监狱暴动在我入狱前一年就发生了。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像只鼓足气的青蛙，“扑通”一声就从岩石上跌下来。我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啊！
刘义说：是的，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我感到自己满腔期待正在像稻田里的风一样迅速消失。一个惊叹号倒下去，代之以一串没有尽头的问号。刘义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他幸灾乐祸地说：你要是后、后悔，现在回去还来、来得及。
我恨恨地瞪着这个家伙，有种被他捉弄的感觉。转念一想，他本身不就是一个游击队逃兵，一个叛逆吗？我从包里取出采访本，然后笑笑说：对不起，我从不后悔，采访就从你这个逃兵开始。 
                 
 3、侯景贤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西南边陲曾经发生三次逃亡潮，第一次为1949年，数以百万计的旧政权军队和战争难民涌出国境避难，他们成为如今东南亚华侨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次难民潮发生在六十年代，由于空前的自然灾害，当然还有人为原因，大批边民涌向境外谋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饥荒移民”。最后一次是“文革”期间，越境者都是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他们与其说对现实不满不如说对自己不满，他们逃亡的崇高理由是“解放全人类”。
我的朋友刘义便是这批年轻逃亡者中的一个。
那时候刘义在知青名册上还不叫刘义，叫侯景贤，昆明知青侯景贤与许多年后的泰华诗人刘义是同一个人。刘义向我出示一张插队知青的合影照片，年代久远的老照片像一片秋天的黄叶，表明我们人生的航船已经驶过一段很遥远的距离。我看见那个名字叫侯景贤的下乡知青穿越岁月的尘埃向我腼腆微笑，他身穿一件咔叽兰布中山装，挽起袖口和裤腿，背一顶草帽，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这是那个“文革”年代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标准像。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安心当知青？吃不饱饭？劳动艰苦？或者对现实不满？
他说：你错了，恰恰相反，我对当知青很安心。
我说：那么你到底为什么越境？
他说：因为人保组(公安机关)下达通缉令，要把我逮捕归案。
那天我们谈话的地点在曼谷闹市区一间窄小的阁楼上，老式电风扇开足马力，热浪扑面而来。我的泰国朋友刘义，准确说是前下乡知青侯景贤盘腿坐在席子上，他身下铺着一领竹凉席，竹席经过常年累月汗水浸淫，已经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人形来。他的坐姿像个百年老僧，半闭眼睛，好像达摩面壁。我感觉他的眼神很古怪，幽幽地泛着白光，像一条油锅里的鱼。
我专注地盯着他，好像研究一台染上病毒的电脑。关于老知青侯景贤，我此前隐约知道他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和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史。对于二十一世纪生活在网络和电子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文革”的黑暗年代已经远去，变成地平线上的一片乌云。我经常被年轻读者问及：你那本《中国知青梦》是真的吗？真有那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吗？既然当知青不美好，你们为什么还要下乡呢？你们为什么不读大学？提问者没经历过“文革”没当过知青，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一代，而我像他们那样年纪还在广阔天地插队。我内心常常泛起一种悲哀，哀叹一代人的历史如此迅速就被淡忘，成为陈年旧事和发黄的纸片儿。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今天的青年还在上山下乡，还在被人生的乌云笼罩，他们的父母还在为儿女搞到一个顶替指标或者一张回城证明而奔波，绞尽脑汁不惜出卖人格尊严，这不是我们社会乃至

人类的悲哀么？社会进步如此之快，我有什么理由为此唉声叹气而不是感到庆幸呢？
侯景贤，男，1949年12月生。文化程度小学(或者没有毕业)，自学初中。迫使少年侯景贤中途辍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刚过30岁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尚在监狱服刑；二是中学对他关上大门，理由是“出身反动军官家庭”。  
                  
 4、童年
 侯景贤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年只有13岁。摆在他面前的紧迫任务是挑起母亲撂下的生活重担，养活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刘义说，他从小理想是上大学，当个大学教授或者像普希金那样的伟大诗人。他11岁发表诗歌，题目叫《登山》，获校园征文奖。奖品是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
侯景贤在家乡以打架好斗闻名遐尔。我去到他老家采访，当地人显然对这个叫做侯景贤的野孩子记忆犹新。他们说：大侯(侯景贤小名)是条不叫的狗，不叫的狗咬人才叫狠呢。一个头发秃顶的老男人说：我揍过那小杂种，嘁，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老街坊沙哑着漏气的嗓子说：那小子六亲不认，是个浑球。一个当年的伙伴回忆说：闯子(侯的小名)讲义气，打架总是冲在前面……头打破了也不哭。
我问刘义：是你生性特别残忍好斗吗？
刘义哀伤地回说：你知道，我那样一种“狗崽子”，家里连个大人都没有，狗都知道夹着尾巴走路，我能凶得起来么？
我说：可是你为什么到处跟人打架呢？
刘义说：是他们逼、逼的！谁敢欺负我，只要没有把我揍死，我就要扑上去咬、咬死他！
大侯最轰动的一次武斗表演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那时候校园盛行“出身论”，同学以出身划线，已经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的童工侯景贤得知有人欺负他妹妹，他毫不犹豫举起一把大剪刀，像只挥舞铁钳的螃蟹闯进校园。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遭到痛打，然后五花大绑斗争游街。
刘义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方注明摄于1948年。照片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结婚合影，那个穿旗袍剪短发的女孩子看上去很清纯，像偶像剧里的高中女生，一双梦幻般的大眼睛流淌出对未来人生的无限遐想。男的是个年轻军官，美式军装，目光炯炯，肩章表明他的军衔是个国民党少校。我的目光久久注视照片，我惊讶于爱情的神圣与永恒，因为即使时间老人的马车已经驶进崭新的21世纪，即使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对年轻男女已经苍老甚至已经化为尘埃，但是我看见爱情的太阳依然从他们年轻的脸上光芒万丈地升起来，穿越岁月的漫漫长夜照亮我的眼睛。
我明白历史的灾难对于任何个人或者家庭来说都如同山体崩塌和泥石流一样不可阻挡。父亲成为儿子乃至整个家庭的灾难根源。刘义叹息说：朱自清先生有名篇《背影》传世，那是一个慈父在儿子心中永恒的肖像。我父亲留给儿子也是一个背影，那年我已经五岁，虽然记不清父亲长得什么模样，是胖是瘦，有没有胡子，但是他的背影却像一个烙印，一个黑色咒符，永远地烙进我的童年记忆里。
1954年，一个寒风呼号的日子，一队民兵把一个男人从家里押走，那个男人曾经是国民党投诚军官。年轻母亲惊恐地搂住三个孩子，像母鸡紧紧护住鸡雏。小男孩偷偷睁开眼睛，他透过母亲胳臂看见父亲被拖走的踉跄背影，父亲被绳子五花大绑，双手反剪，那些麻绳肯定勒得很深，使得他背上的棉衣一块块鼓起来，好像船帆被风吹得鼓起来一样。小男孩突然想到放风筝，他相信只要那些握枪的手一松开，父亲立刻就会飞到天上去。民兵拿枪托打他，踢他，他猜想父亲一定很疼，疼得脸皮都皱起来，但是父亲始终没有吭声，也没有回头，所以男孩始终没有看清他的脸，而是牢牢记住了这个在冬日里像风筝一样远去的背影。
屋子空气变得有些冷，风扇呜呜地哭泣。我把身体换了一个姿势说：你母亲呢，她改嫁了吗？
刘义摇摇头，眼圈立刻红了，我看见面前这个历经沧桑的老知青一提起母亲就好像肝癌患者那样浮现出疼痛的表情来。他说：大陆不是有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吗？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至今一听见这支歌就会感到产生强烈生理反应，缺氧，心脏刺痛。世人皆有母亲，上帝让女人创造人类，母爱便是上帝之爱。你看照片，我的母亲很美丽，身体柔弱，像一株娇嫩的花朵。她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外公为滇军将领。父亲入狱那年母亲才20多岁，每月工资只有28元，她最初在地段医院做会计，后来下放养猪场劳动，身份也从国家干部转变为农村饲养员。再后来挑猪粪折了腰，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直到患肺结核去世。
刘义将另一张老照片摆在我面前。
这是年轻母亲下放前和三个孩子最后的合家照，母亲看上去依然年轻秀美，但是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却不再流淌汩汩的梦想，好像泉眼已经干涸。她紧紧拉着三个孩子的手，好像一松手他们就会被风刮走一样。我猜想母亲打算把这张照片寄给监狱中那个男人，因为他是这三只爱情小鸟的父亲。刘义告诉我，母亲终于没有熬到与亲人团聚，她死后被埋葬在老家一座山坡上，那个地方只有峭厉的岩石和干燥的红土，连一棵树也不长。下葬那天没有多余的亲人，也没有太阳，山风刮得很硬，很凄厉，像野兽在嚎叫。十三岁的侯景贤牵着大妹，背着不懂事的小妹为母亲送行。 
                 
 5、诗人
 次日一早，刘义准时坐在办公桌后面，这个泰华诗人像个封建时代的衙门师爷，戴一副老花镜，他不仅手中举着一枝古色古香的毛笔，而且书写的是那种在大陆已经快要绝迹的繁体汉字。不是从左向右而是自右向左，不是横排而是竖排写。在中国，许多现代青年已经不会用笔写字，他们的笔就是电脑，可是我的朋友刘义还在用毛笔写……繁体字。刘义透过眼镜上方盯着我，他慢悠悠地说：邓贤你可知道，如今在曼谷找工作有多难。
我知道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经济濒临崩溃，失业率接近天文数字。我说：你干吗不用电脑？电脑提高效率啊。像你整天这样一笔一划地写，不是浪费时间吗？
刘义说：你要知道，我正是会写这手毛笔字才坐在这里。要是用电脑的话，坐在这里的人就不是我了。
刘义出版过一本个人诗集，至今仍坚持写诗。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做商人呢？难道写诗不是浪费时间吗？比挣钱更重要吗？
刘义淡淡地说：你受过酷刑吗？挨过批斗吗？你死过几次吗？打个比喻，如果手术没有麻药，所以你只好拼命嚎叫，像狼，像被宰杀的动物，企图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这就是诗。
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抗议道：这是诗吗？恐怖主义！
刘义剥掉上衣，我赫然看见许多伤疤镶嵌在这个老知青身上，这是“文化大革命”批斗会的纪念。我说：你干过什么坏事吗？冲击红色政权？打砸抢？杀了人？
他说：反革命偷盗罪。偷盗国库大米。
我很惊讶，我说：你为什么要偷盗国家财产呢？
他说：家里断了粮，就算我饿死了，我两个妹妹怎么办？
一种遥远的悲伤像雾一样笼罩在老知青的眼睛里。刘义扔掉毛笔，身体坐得挺直，我听见一个破碎的声音从屋顶深处飘落下来：我一生都在逃避苦难，逃避是因为还有期待。我走过千山万水，寻觅自由家园……这就是我写诗的惟一理由。 
                 
 6、批斗
 “文化大革命”那年，侯景贤勾结粮库工作人员冒领国库粮食，也就是犯了偷窃罪。这一年他15岁，被挂上黑牌子游街批斗。他挨过许多打，就像路边的一块石头，任何人都有权对他拳打脚踢。我的惊讶在于，他伤痕累累，居然没有被打坏打残，比方坐在轮椅上，落下后遗症、骨折、偏瘫、终身残疾什么的。刘义解释说：我自幼习武，家里有个祖传秘方，专治刀棍内伤，百治百灵。我连忙问他祖传秘方是什么？他说：早起喝自己小便。尿。
我们一起大笑，笑得都有些哽咽。
一次侯景贤被押回母校批斗，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室还是那间教室，他却由当年的三好生变成少年犯。他的腿有些发软，头夹进裤裆，因为他知道台下有他亲爱的妹妹，她们是他惟一的亲人。哥哥可以忍受一切拳打脚踢，但是却无法阻挡射向妹妹心灵的利箭。他从前的班主任，一个曾经令他无比崇拜的女教师，咬牙切齿地揭发学生说：侯景贤为反动老子翻案，散布其父曾在台儿庄与日本人打仗的谎言。他十一岁就写出反动诗歌《登山》，直接影射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
那一刻，少年头重脚轻，他想大声争辩，说明那不是事实，他父亲确实上过抗日前线，负过伤，而他写的诗歌是一首得奖的校园诗。他没有撒谎，也没有影射什么，他是多么愿意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啊！但是没有人听他辩解，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那一瞬间，少年人听见自己的灵魂轰隆一声就跌倒在飞扬的尘埃里。
另一次批斗是在母亲工作过的地段医院。在少年人的灰色记忆里，母亲生前这座医院保留着他们家庭最后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这一天少年人的天空注定要彻底垮塌。医院人头如潮，喇叭里不断响起火车一样轰隆隆的革命口号。当他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被押上台来，台下许多人就坐不住了，有人动口，有人动手，还有人又动口又动手。侯景贤看见两个熟悉的阿姨，一个是医生，一个是会计，她们都是母亲生前的邻居和同事。女医生揭发侯家暗藏国民党反动匕首，以图变天之日对革命群众实施阶级报复。女会计则揪起他的头发，撕他的嘴，拧耳朵，兴奋地尖声嚷道：他狗爹是老反革命，他是小反革命，他狗妈是个＊……
少年人浑身血液“轰”地点燃了，他疯狂咆哮：我要杀人！杀你们全家！
会场沸腾起来，像火山爆发。一个阿姨奋力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像强迫牲口饮水，另一个阿姨脱下皮鞋猛击他的脑袋。侯景贤觉得脑门轰地一炸，一股滚烫的东西从鼻孔嘴巴里喷出来，跟拧开水龙头一样。然而这种东西不是水，也不是血，而是一种亮晶晶的液体，俗称“脑液”，传统说法就是脑子给打漏了。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理论，否则我的朋友刘义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2000年，刘义在曼谷对我讲出两个阿姨的名字，那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普通得好像草坪里两棵毫不引人注目的小草。刘义说，两个女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个在粉碎“四人帮”后进了劳改队，另一个女儿遭轮奸致疯。我仔细看看他的眼睛，然后问他：你还在被仇恨所折磨吗？
他叹口气说：仇恨曾经改变我的一切，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复仇。但是后来我变了，尤其是当我经历更大的苦难之后，我开始原谅了那些人。她们何尝不是受害者呢？
刘义说他现在常犯头晕，这是那个暴力时代留给他的终身纪念。 
                 
 7、逃亡
 1968年，知青轰轰烈烈奔赴农村边疆，侯景贤也随堂兄一道从昆明来到“外五县”当知青。侯景贤原本不在下乡知青之列，他失学已久，属于社会青年，但是他更乐意下乡，因为城市早已容不下他，那里充斥着阶级斗争的恶风险浪。许多年后刘义说：我必须离开城市，对我来说边疆意味着自由。别人下乡哭哭啼啼，好像下地狱，只有我心中充满喜悦，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像鱼儿放归大海，鸟儿飞出牢笼。
然而好景不长，一纸内地人保组(公安局)的通缉令飞往边疆，通缉对象为“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侯景贤”。
我问刘义：你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关押在牢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参加游击队？
刘义回说：那时候我偶然读到一本在知青中流传的小册子，书名叫《格瓦拉日记》。切·格瓦拉你知道吗？他是南美洲著名的游击队英雄，我觉得自己找到一条光明道路，那就是参加外国游击队。我决心用支援世界革命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回击别人对我的错误批判。
于是在许多年前一个多情而柔软的黄昏，天光像箭矢一样在清澈的瑞丽江上游弋，一个名字叫做侯景贤的知青逃亡者踽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看见他是那样年轻单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服，裤腿高高挽起，蹬一双黄球鞋。我看见他的人生足迹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像留在荒丘深处的一条虚线，然后迎着我的目光走过来。
一直走进2000年的热带都市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