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终结》(6)

                 
 1.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坠机身亡，史称“林彪事件”或者“九·一三”事件。
上级传达文件的时候，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我们农场有个女知青当场疯了，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她的精神天空垮下来。还有一个男知青，他不屈不挠地逃到北京，去向党中央揭露有人陷害林副主席的政治阴谋，他理所当然被关进牢里。更多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承受精神偶像被打碎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真诚的心灵，那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被伤害，就像少女被骗失身。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98年，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许多知青纷纷拿起笔来撰写回忆文章，一个名字叫做张永江的知青回忆说：林彪事件爆发时，我放声大哭，感到天空一片黑暗。我不是为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副统帅悲痛，而是为自己心灵被玷污而绝望。还有什么比最神圣的信仰被欺骗更痛苦的事情呢？
另一个叫蓝国庆的知青在当时日记里困惑地写道：既然林彪可以卖国投敌，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从前我们打倒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等，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吗？
女知青荀晓红说：那一刻起，我竟有种新生的感觉，像脱胎换骨，也像大梦初醒。我对自己说，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我们知青也该回家了。我下定决心回家，越早越好…… ……
2000年，我采访许多境外知青，询问林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异口同声表示，林彪事件并没有动摇大多数境外知青的革命信心。
梁晓军说：林彪事件之后我父亲出来工作，曾让我回国。省委大院那些跟我一道长大的同伴，有的当兵(解放军)，有的进机关，有的上大学，总之只有我在境外打仗。不过我不后悔，出境打仗是我自己选择，与林彪无关。
康国华说：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林彪事件让人深感意外。不过那是国内的事情，我们的敌人正在向根据地进攻，我们必须保卫根据地，取得战争胜利是当务之急。
潘国英烈士的战友常春光是个老红军后代，他对我说：革命是自愿的，没有谁强迫你。那么多知青献出宝贵生命，他们不是为别人而是为理想而战。我坚信我们的理想是伟大崇高的，它绝不会因为出了区区几个逃兵叛徒，还有林彪事件而发生改变。
另外还有老红军后代黄瑞新、曹光福，军队干部子女刘丽(女)等等，他们都坚持战斗在金三角战场上，许多人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陆续返回国内来。 
                 
 2.逃兵
 1972年旱季，我和大头被抽调到伐木队，开进亚热带雨林砍伐树木。
边疆许多深山老林都是无人区，那时候不懂环保，我们的任务是将大树砍倒，把原木肢解成木板，然后等待马帮运下山去。
我们在山里安营扎寨。大头带来一只小白狗，取名“白粉”，它是大头用一瓶高粱酒同景颇山民交换的。白粉红鼻头，一对聪明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主人，简直跟姑娘差不多。不料进山第一夜，白粉就险些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
半夜有人起夜撒尿，睡眼朦胧地撒到一半，忽然发现四周有一群绿莹莹的眼睛。这人魂飞魄散地跌进窝棚来。有胆大的把头探出去看仔细了，我们才知道至少有两头以上豹子(或者老虎)守候在外面。所有人都吓醒了，这时候有人想起白粉，很明显白粉已经严重失职，它不仅没有及时报警，而且躲在我们被子底下瑟瑟发抖。
有人恍然大悟，说一定是白粉的气味把这些猛兽引来了。还有人建议把白粉扔出去，舍卒保车。大头握紧斧子威胁道，谁要是敢动一动白粉，老子就先跟他拼命。
好在野兽没有轻举妄动，大家一夜没敢睡，天亮后危险自动解除。等到我们出去察看脚印，这才感到一阵后怕，原来那些危险的猛兽数量足足有七、八头之多，它们围着我们的窝棚转了一整夜，谁知道它们在犹豫些什么呢？
大家决定燃起火堆，彻夜不熄，我们都懂得野兽怕火的道理。这一招果然见效，有次夜里来了一头老黑熊，它围着火堆转了一圈，然后呼哧呼哧地走开了。
但是这天夜里白粉还是报起警来，它简直是由呜咽到愤怒，狂吠不已。我们都惊醒过来，恐惧像车轮一样碾过我们心脏。
我们听见脚步声！
幸好外面那些人开口说话了，他们在外面试探地说：老乡，请救救我们！
原来他们是三个衣衫褴褛的境外知青，据说他们在森林中已经跋涉了两天两夜，是火光和狗吠声把他们引出死亡的迷宫。我们赶紧把他们迎进来，往火堆里扔木头，架起铁锅造饭。这一下营地热闹起来，火光映红我们兴奋的脸。这些客人早就饿坏了，他们根本来不及等生米做成熟饭，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他们不用筷子，手指像挖掘机一样把半生不熟的米饭直接倒进嘴里，他们的喉咙好像无底洞，眨眼功夫就把一锅白米饭吞没了。
他们吃饱饭就匆匆离去，原来他们并不是什么英勇的游击队员，而是三个逃兵。他们担心游击队把他们抓回去。其中一个胳臂上缚着绷带的知青喃喃地说：你们知道那边有多可怕？杀了那么多人……
另一个人补充说：很多知青被抓起来，关进牢房里……总之游击队完了。
我不由得打个寒颤，因为我想到二杜，他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当那三个逃兵的单薄身影被黑暗吞没，我仰望夜空的星星，心中祈福祝所有人，包括我的朋友二杜一路平安。 
                 
 3.失踪者
 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二杜竟然差一点被关进监狱。不过他总算有惊无险，而他的一些战友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纷纷遭到逮捕或者失踪。
2000年春节二杜老邬匆匆去了一趟外地，据说因为某战友父亲去世，赶去料理后事。这个战友失踪多年，至今下落不明。于是我意外地得知，该知青卷入一起惊天大案中，他和许多知青犯人发起武装暴动，据说当时场面极为惨烈，简直称得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知青不知怎么弄到了枪，也有说是与知青看守相勾结，把监狱夷为平地。这就是游击队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蛮光监狱大暴动”。
我记住这个知青名字叫蔡东，是监狱暴动事件的主谋之一。我关心的问题是，这起轰动一时的暴动事件是偶然还是必然的产物？它对当事的知青和所有境外知青的命运有什么影响？它给所有死去的和活着的知青有什么伤害？它对于境外知青运动和整个知青运动有什么意义？
但是没有人回答我，因为所有当事人均已消失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历史是一座山，我们无法看清山中隐藏的秘密。
我的另一个朋友老唐常年把修车摊摆在街头的转角处，他稳稳地坐在轮椅上，阳光斜斜地从天空中照下来，老唐沐浴在明亮的光线里，一双粗糙的大手很灵活，那幅画面简直就是自强不息的劳动广告。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专心替人修自行车，老唐面色赤红，很像高温烧制的红泥砖。他的手指裹着一层老茧，老茧开了裂，给人感觉很有力度，三下五除二就能把自行车内胎剥下来。
我们常常这样坐在家乡城市的天空下说话，他劳动，我陪他。老唐告诉我，他的腿不是被敌人而是被自己地雷炸掉的。那是一次事故，世界上常常都会有许多不幸的事故发生。游击队宿营必须布雷警戒，开拔前把地雷起走。那天早上太阳尚未升起，森林像一张湿漉漉的大网，网里漂浮着黑夜的破碎影子。游击队员唐大昆按照昨天的记号回收地雷，他在起到第五颗也就是最后一颗时出现一点小小差错，记号不见了。他明明记得记号是一堆枯树叶，树叶上插了一朵粉红色的杜鹃花，但是现在杜鹃花不见了踪影，而树林里有许多一模一样的枯树叶，你知道地雷埋在哪一堆树叶下面呢？
正当他的脚在树叶之间犹豫时，命运的魔鬼忽然窜出来，不由分说地攫住他。他说，当时只来得及看见一朵耀眼的血火之花猛烈地绽放开来，一瞬间照亮黎明前的黑暗丛林……
那一年他刚刚19岁。
我看见许多鞋像水一样流过去，又有许多鞋流过来，大街是一条鞋的河流，老唐和他的地摊就是河里的石头。金三角不相信眼泪，无论踩响敌人还是自己的地雷结果都一样。老唐同我说话的时候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我盯着他的手，这双曾经紧握枪杆的手如今像蝴蝶一样围绕自行车轮胎翩翩起舞。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有种悲伤的感觉，像迷路的旅行者。
我听见野兽在附近响亮嚎叫。
我问老唐：你听说过监狱暴动的故事吗？还有蔡东，他是个知青，你认识蔡东吗？
残疾人摇摇头说：我不认识蔡东，监狱暴动听说过，但是我有个战友被关进监狱，后来失踪了，听说当了叛徒。
又是一个失踪者！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像猎狗一样放出光来。通过老唐断断续续地讲述，于是我知道这个失踪者名字叫杨宏建，曾经做过首长的警卫班长，后来被关进监狱。蛮光监狱大暴动之后他投降了反动敌军，带领敌人偷袭游击队总部，连＊＊主席都被敌人杀害了。
太阳短暂地消失几秒钟，然后从另一片云层钻出来。老唐说：听说他得到敌人一大笔赏钱，发了大财，后来隐名埋姓去了泰国。
我小心地说：你估计这个人还活着吗？
他说：也许吧，不过三十年了，谁知道呢？
我说：假如我上泰国去，你认为我能找到他吗？
修车匠停下手中的活计，他惊讶地望着我说：你真的要去找他吗？那边可不是咱们中国……不过他有个显著特征，就是左耳廓长了一个“趾耳朵”。
“趾耳朵”就是医学上所谓“耳息肉”，据说人类长“趾耳朵”的概率为万分之一。随后老知青沉默下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种烟雾一样的惆怅。
这天我们一直坐到残疾人妻子来接丈夫回家，嫂子是个福利工厂女工，腿不那么方便，但是他们相濡以沫。妻子帮助丈夫把那些工具搬上轮椅，然后妻子推车，丈夫摇动车把手，再后来两人渐渐合为一个影子，消失在马路尽头的夕阳中。 
                 
 4.罗小明
 罗小明是个普普通通的境外知青， 2000年我在昆明的茫茫人海中追寻种种境外知青的线索，终于与这个叫做罗小明的老知青不期而遇。别人告诉我，罗小明曾在那座神秘的蛮光监狱当过看守，至于他为何成为那场监狱大暴动的幸存者则无人知道。
我是在昆明海埂二手汽车交易市场找到罗小明的。那天天气奇热，我看见罗小明额头上布满亮晶晶的汗珠，一张宽大的脸庞上膨出厚厚的油彩底色，五官蓬松，像一张刚出炉的北方烧饼。
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替我们作了介绍，我看出老罗生意很忙，旁边有人指点说，罗老板是这家二手车场的大人物，别人几天成交一台车，他一天却能成交几台车。我想如果套用股市行话，罗老板大概就是所谓领涨股龙头股吧。我正担心这只龙头股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不料他对手下人交待一声，自己开过一辆“本田”就把我载去他家里。
罗小明解释说，他原名不叫罗小明，叫骆晓民，前面那个名字是在金三角打仗时用的化名。
但是我还是愿意叫他罗小明。
我认为车老板罗小明算得上金三角归来的众多老知青中的少数成功人士之一。他在境外从军五年，八十年代下海做生意，至今已有十几年历史。我看见老罗的家庭生活依然保持简洁朴实的军人作风，不像一些突然暴富的商人那样铜臭。
老罗至今仍珍藏许多游击队的内部文件、战报、简报、学习材料等等，他稀里哗啦搬出一大堆发黄的故纸来任我翻寻，还应我的要求脱下衣服来查看伤疤。我吃惊地看见老知青前胸后背各有一个伤疤，军事术语叫做“贯通伤”，我看见这两个邪恶的伤口像两条毒蛇一前一后缠绕心脏，与心脏共舞。我为老罗庆幸，如果毒蛇再靠近那么一点点，只消几根头发丝，那么今天改革开放的罗老板就再用不着跟林林总总的二手汽车打交道了。但是罗小明说：这不是金三角打仗负的伤。我没有上过前线。
我很意外，老罗解释说：这是红卫兵武斗留下的纪念。
这一天我们坐在昆明西郊一幢楼房客厅里，高原的阳光很热烈也很泛滥，天空像座炼钢炉，明晃晃的钢水从窗外倾泻而入。我们喝着云南著名的普洱茶，这种味道粗砺浓烈的大叶茶很像那些在深山峡谷中赶着马帮的高原汉子。罗小明说，因为有伤，上级便没有派他上前线作战，而是留在后方当了一名监狱看守。
我知道这座监狱就是神秘的蛮光监狱。
三十多年前，昆明知青罗小明怀着革命理想走进一座游击队监狱，开始他传奇般的境外游击队生涯其实也就是武装看守生涯。监狱毗邻一座倮黑族山寨，当地人称蛮光山寨，所以监狱又称蛮光监狱。监狱地处后方深山，几乎与世隔绝，加上戒备森严，从未发生过犯人逃脱的事件。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大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特务、国民党分子、山官、头人、土司、毒贩、土匪头子，以及死心塌地反对游击队的敌人。随着游击队开展“大清洗运动”，监狱罪犯的身份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前那些黑皮肤打赤脚的本地土著渐渐少了，反动阶级山官土司国民党特务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都是前线五花大绑押送回来的游击队知青。这些知青犯人的罪名个个都很吓人，比如反革命阴谋集团、钻进革命队伍的野心家、定时炸弹、内奸、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等等，让人难免心惊肉跳。
我问老罗：你怎么想？你相信他们都是反革命吗？
他老老实实承认：这恐怕就是我提前退伍的原因吧。我是个知青，感情上倾向知青，我相信所有到金三角打仗的中国知青都是真正的热血青年，因为跨过国境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没有理由跑到国外来反对游击队。可是我的身份是个监狱看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我没有权利怀疑上级，更不能违抗命令。
我说：有个知青犯人叫蔡东，还有杨宏建，你认识他们吗？
他摇头说：我说过，我的职责是站岗放哨，跟犯人没有任何联系。
我说：讲讲监狱暴动的经过好吗？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不料老罗更加抱歉地说：对不起，此前我奉命外出征集公粮，后来监狱发生暴动，再后来我奉命调到一座武器仓库当看守。要是当时我在场的话，你说今天我能坐在你的面前吗？
我听见自己心中那扇刚刚打开一条缝的希望之门又嘎嘎地合拢来。老罗不忍心看见我一脸沮丧，就安慰我说：你跟小潘谈谈去吧。你恐怕不知道吧，她也在蛮光监狱当过看守。没准儿她能为你提供什么线索也说不定呢。  
                  
 5.小潘
 小潘就是潘国英烈士的妹妹潘冬旭，我们约好在茶楼见面。
小潘早早到了，她留着短发，坐得很规矩，表情很斯文，像个等待老师提问的女学生。小潘原名潘秀，参军后改名潘东旭，越境那一年只有14岁，相当于初一学生。我惊讶地说：14岁？枪都扛不动，怎么打仗？何况是个女孩子。
小潘回说：我第一次领到的武器是支小卡(美制卡宾枪)，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对得起这件武器。一个月后新兵打靶，我成了女兵班的优秀射手，只是上级不批准我上前线。
我看见她的眼睛发亮，一片遥远的红晕浮上她的脸颊。我说：讲讲蛮光监狱的故事吧，据我所知，你是蛮光监狱惟一的女看守对吗？
她点点头说：是的，我不仅参加了蛮光监狱的创建工作，还兼任守备队文书。
三十多年前那个旱季，14岁的女战士潘东旭和她的战友在暗无天日的深山老林里整整走了两天，傍晚时分他们终于来到一座大山跟前。从山下望上去，山头缭绕几丝云雾，一只硕大的夕阳像红气球那样漂浮在头顶上，林海深处隐约显露出几座山寨竹楼的尖顶，这就是他们未来的战斗岗位蛮光大山。
当地山民都以惊讶的目光迎接这群从山下跌跌撞撞闯进他们生活中来的游击队员。守备队没收了当地封建山官一幢两层木楼，动员当地老百姓，花了几个月时间改造木楼，夯土为墙，四周挖出深壕，修起哨兵岗楼。当第一批犯人押进来的时候，这座紧挨着山寨的蛮光监狱已经基本落成。
我说：你能讲讲有关暴动分子的情况吗？比如蔡东、杨宏建，你认识他们吗？
小潘回说：守备队的任务只是看守在押犯人，比方我就根本不认识你说的那些男犯人。但是只有一个犯人例外，他是个北京知青，是我从前线押解回监狱的犯人，而且因为他跟我哥哥是战友。
这个被人称作“卫眼镜”的北京知青个子又高又瘦，背有些佝，戴一副白边框近视眼镜，文弱书生的样子。这个文弱书生在游击队却名气很大，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张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所以别人都管他叫理论家。理论家的罪行特别严重，所以别人捆着绳子，唯独他铐着一副亮锃锃的手铐。他不知从哪里听说女战士是潘国英的妹妹，一路上悄悄同她套近乎，然后煽动她打开手铐放他们逃跑。他还对女战士说如果换了潘国英一定会放了他们，还胡说要去寻找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说：卫眼镜的罪名是什么？
小潘说：反革命阴谋集团，还是首犯。
我说：你认为卫眼镜是反革命吗？
小潘困难地点点头说：那时候我年纪太小，而且哥哥刚牺牲不久，对一切反动派充满仇恨。我朝天开了一枪，厉声训斥道，谁再敢乱说乱动我就枪毙他！卫眼镜才老实下来。后来监狱暴动，听说都是这个人的主意。
于是我知道监狱暴动是因为暴动分子策反了一个知青看守里应外合，这个知青名字叫宫齐。可惜小潘对宫齐知之甚少，她只知道这个男知青是在前线负伤后才调到监狱当看守的，一条腿有点跛，沉默寡言，不大为人注目。
我希望小潘谈谈暴动细节，比方多少犯人暴动，打死多少人，知青入狱的前因后果，为什么铤而走险等等。小潘摇摇头说：对不起，我在暴动之前已经调离监狱，去到一支女兵部队。据我所知，那场暴动除了留下许多尸体，活着的人已经失散，无影无踪。
我们一起陷入沉默。茶楼很静，我看见一片沉重的乌云从地平线上涌出来，渐渐遮盖历史废墟。我惆怅地说：那就讲个当看守的故事吧，你心中的蛮光监狱。
小潘盯着手中的茶杯说：好吧，我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埋在我心底已经生了根……她是个女特务。 
                 
 6.女特务
 女特务没有名字，她在女牢编号为一号，所以都叫她女一号。女一号长得很漂亮，走到哪里都会照亮人们的眼睛。可是谁也弄不明白，这样一个中国女子为什么非要当女特务。小潘说，一个更为糟糕的特殊情况是，女一号怀孕了。
她当然是带着身孕入狱的，没有人知道她结婚没有，怎样怀孕的，她肚子里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她是怎样当上女特务的等等。连守备队长都一无所知，这一切都是谜，谜底在上级机关的档案里。
犯人白天被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着劳动，搬石头运土盖房子，有时候还要开荒种地，女犯人也不例外。女一号身体柔弱得像根草，可以肯定她从前不是干劳动的，她搬不动石头，也挑不动泥土，于是她只好跪在地上，把装满泥土的竹筐一寸寸向前挪。开荒种地，锄头把纤手打起血泡，但是她并不反抗，也不偷奸耍滑，她的脸上有种逆来顺受的认命表情，好像她受到惩罚是应该的。天长日久，女战士小潘便无法不同情她，有时小潘会主动放她歇工，或者提前让她回牢房休息。这时候女一号就会感激地垂下眼帘，腆着日愈显形的大肚子，也不看人，像影子一样遁入监狱的阴影中……
女一号肚子日渐突出，小潘看她实在干不动重活儿，或者说搬不动自己的肚子，就跟队长反映派她协助炊事员煮饭。煮饭是一件相对轻松的活儿。当上厨娘的女犯人有了用武之地，她四下忙碌着，火苗从灶口探着红彤彤的脸儿，米汤在锅盖下面咕噜噜唱歌，炒菜的锅碗

盆瓢奏响一支动听的交响乐，总之厨房里弥漫着一种令人快乐的生活气息。女战士抱着枪，她的任务是坐在厨房门口监视犯人。其实她在场完全是多余的，女一号从不把饭煮糊，也不把菜根和菜叶混煮在一起，她总是尽力把饭菜做得美味可口，像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好像监狱是她的家。自从她入主厨房，炊事班变得井井有条，不像男炊事员做饭，把厨房搞得像猪圈。
单调的日子就在厨房烟雾缭绕的水气里一天天溜走。小潘说：我猜想她的一切忍耐都是为了孩子。如果不是那天上面来了人，她也许能坚持到肚子里的小生命出世。
这一天总部来了两个人跟女犯谈话，内容无从知晓，但是当夜幕降临，牢房的空气中就开始渗出一种湿漉漉的东西来。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悲悲戚戚切切，将人的心灵淹没在绝望里。小潘意识到这是女犯人的天空在下雨。女人原本就是水做的啊，整整一夜，女犯人把她的牢房变成一座湖泊。
第二天女犯人一如既往地劳动忙碌，只是临近中午，男炊事员去喂猪，正在烧火的女一号突然痛苦地呻吟起来，她用头紧紧抵住肚子说：我不行了……恐怕要生了。
小潘吓得跳起来，这是她当兵以来遭遇最为严重的情况。她慌慌张张去扶她，谁知女犯人身体特别沉，像座山丘，弄得她们一齐跌倒在地上。女一号从地上艰难地抬起头来，她的眼睛特别亮，像两颗星星。她说：好妹妹，你快去叫人吧，千万别待在屋子里，啊？
小潘连忙朝她点点头，她看见女一号好看的脸被扭歪了，眼睛里涌出来两串美丽的珍珠……
小潘撒腿就跑，紧急时刻她依然没有忘记看守的职责，把门反锁上。她像只惊弓之鸟，脑袋乱哄哄的，一个犯人要生孩子了，这样的事情谁能不受惊呢？当时她脑子里惟一的念头就是去搬救兵，卫生员肯定有办法，队长是结过婚的人，大约也有办法……
她刚刚跑出不远，身后一声炸雷，好像天塌下来。她被谁狠狠推了一把，人跌出老远。等她清醒过来，看见厨房门被掀翻在地，墙壁炸开一个大洞，滚滚浓烟像大雾一样从洞里涌出来，好像里面是个烟囱。她感到背上又湿又粘，等她摸了一把，才看清原来是一手热乎乎的……人血。
她脑子嗡地一炸，连滚带爬扑进厨房，看见女一号已经倒在血泊中。她那个原本像小山一样的大肚子已经塌陷下去，像条干瘪的口袋。她居然还睁着眼睛，没有咽气，仿佛在等着谁。当女战士抱起犯人柔软的身体，她看见一个美丽而羸弱的生命正在远去，她的眼睛还有一丝游光，那点亮光在女战士脸上寻寻觅觅地停驻片刻。犯人嘴唇动了动，吐出两个微弱的字来：谢谢……
女犯人死了，她的脸上没有痛苦表情，而是挂着一种平静的微笑徐徐远去。直到这一刻，小潘才发现身上的手榴弹少了一颗，不用说是女犯人刚才趁她摔倒时偷偷拔走了，然后残忍地将自己和那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一齐消灭。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她本来完全可以把她一起炸死的呀？
小潘放声大哭，上气不接下气。
……
我问小潘：这件事是你调离监狱的理由吧？
她说：也许是吧。
那一天我陪小潘坐了很久，离开茶楼外面已经天黑，夜空像大海一样浮起来许多闪亮的星星。我仰望夜空，不知道哪颗星星是那个美丽的女犯人。 
                 
 7.电话
 暴动知青的命运令我牵肠挂肚。
曼谷朋友刘义听说我在国内采访境外知青，就将电话直接打进我家里来。我与刘义相识于1998年，那次我只身前往金三角，历经种种艰辛，幸得结识美斯乐难民村的老知青焦昆。焦昆同刘义曾经同为游击队战友，他向我介绍了如今尚在曼谷打工的刘义。
我在曼谷机场拨通刘义电话，不料拿起话筒就放不下来，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一口气聊到广播催促登机才放下电话。我认为没能同刘义见面是那次行程中最令人遗憾的事情，问题出在我已经办妥出关手续，护照盖上海关大印，所以只好将这份遗憾带回国内。后来我们遂成书信密友，鸿雁传书，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
刘义在那头大声说：邓贤老弟，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谈谈，金三角至今仍有许多境外知青啊！
我问他：你知道游击队蛮光监狱大暴动吗？
他在那一头呵呵地笑起来说：告诉你吧，我在那座监狱里当过一百天犯人呢。
我听见自己心脏像火箭一样“嘭”地点燃了。我急切地问：你认识那些暴动知青，知道他们的下落吗？这些人如今在哪里？干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事实真相吗？
我听见刘义的声音从电话那一端传过来：你来亲自采访他们吧。那些当事人，要么死了，如果活着肯定不在国内，你在国内能找到什么答案呢？
刘义像传说中的九头怪鸟从千里之外伸出爪子牢牢抓住了我，我相信他的最后一句话决定了我的命运。刘义说：你听着，我就是一个游击队叛逆。找到我就会找到十个，一百个同样的知青！
半个月后，准确说是2000年岁末的一天，我登上飞往曼谷的泰国航班。